人民的赞礼
——观《人民的名义》有感
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热播以来在社会上掀起了舆论上的层层波澜，无论来自哪个方向的评论都说明了一个事实：反腐的社会效应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到即将召开十九大的整个期间，全国反腐败力度的增强是有目共睹的。一个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以往的不少大饭店开始经营大众品种，人们以各种名目聚餐的现象几乎绝迹，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也不见了踪影。也许人们觉得这还远远不够，是的，与人民所期盼的公正社会环境相比，我们还是任重道远，但阶段性的成果必须给予肯定，以推动后面的反腐工作。
《人民的名义》（以下简称人剧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艺术成品，它让人们空前关注的主要原因不是它怎么拍摄和制作，而是它反映社会生活的角度和深度。
人民这个概念是这样定义的：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人。由此推断它也是个历史范畴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会由不同的人群所组成，而今天的中国，凡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爱国者都被包括在人民的范围之内。反思一下人剧给我们的启示，可以总结为以下方面。
第一，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超限度的权力意志。以前我们习惯地认为权力意志是霸权主义的理论基础，只有历史上强大的西方国家，例如德国才会产生如此的无视他国与他族的正当存在，尼采叔本华的超人学说是与他们的民族地位逻辑自恰的。实际上一个人，一个族群，一个国家，只要有一定的精神解放，有一定的生存基础，这种超人的哲学思维就会自发形成。封建社会的等级制，从统治者一级来说，就已经是权力意志的表现了。后来的天赋人权，其中的权是权利而不是权力，人们总是不大重视这两个字的区别，实际上从人的社会属性上讲，它们的区别是根本性的。权利是一个人生而必有的，比如生存权，发展权，具体的如劳动权，休息权等等。这些东西不会对其他的族群产生驾驭的诉求。但是权力这个东西却完全是因为驾驭不同群体而产生的，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国家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权利的主体就会倾向于权力的功能，不断超出自身规制的底线。人剧中的公安厅长就是一个极致的典型。从辑毒英雄到人民的罪人，他的底线是一步步被超越的，如果达不到临界点，他的工作还是大众能接受的。恩格斯在《路德维希·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当中指出：“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理的。……在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时，意思只是说：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，是合乎理性的。如果说在我们看来，它终究是恶劣的，而且尽管恶劣，它仍旧继续存在 ，那么，政府的恶劣，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。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。”（《马恩选集》第四卷第211页）且不要忘记，任何一个腐败分子也是由人民的一分子成长而来的。那个一出场就让人惊诧的赵德汉，面对两亿多的人民币，已经变态了，一分不花，只是享受纯粹的占有，权力意志让他直接看到了一个异化了的自我。至于那个冠冕堂皇的政法委书记，不要金钱，就是要权力和地位的享受，更说明了人性的弱点。反腐的依靠力量是人民，这里也自然包括各级的官员，人剧中的侯亮平是人民的代表，我们也看到了，如果没有市检察长季昌明的果断指挥，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局面，给正义带来多大的迷障。同样，在反腐的过程中，在广大人民中间，由于怯懦而导致的姑息放任，照样是腐败得存的土壤。总之，要扫除公害，就要人人签名。
第二，社会风气和腐败现象之间交互作用，成为人民生活的发酵性破坏功能。人剧中陈岩石这个人物是一个顶着腐败的压力为人民办实事的典型。他受腐败之流的冲击最大，为最基层的工人求生存，有时也无奈何地趋就于不正之风。就连他的小孙子也在小学生当中用出卖作业进行学钱交易，让人感到这个民族再不自我拯救已经过不去了。
第三，懒政是腐败的扩散剂，对人民生活产生着常规性的侵蚀。人剧中塑造了一个不作为的市区区长孙连成，自己觉得也不想再提职了，所以就玩起了渎职。信访办的非人办事窗口，居然在被查的限期内都没有改造，甚至连省长来视察都不知道，后来证明这样的官员还有不少，竟能组成一期学习班。实际上人民办事更多的还是平常事，打官司告状毕竟是少数，这样看来，懒政给人民造成的伤害也是常规性的，加起来并不比一个赵德汉的破坏力更小，它坏就坏在老百姓会采取“两害相较取其轻”的态度，宁可接受有能力和有活力，尽管出于私心，但客观上还给人们以功利的官员，这就让那些腐败大咖产生了“舍我其谁”的意念，可以说这就是退而求其次的社会亚健康状态。
文艺作品的重磅展示给了人民信心，让我们有底气来面对和参与今后的政治生活。
河北地质大学社会科学部 王秀娟
2017年5月3日
